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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天，王立两头摸黑地上别人门做工作，自己的家只能抛在脑后。晚上回到家里，妻子当然早就怄了一肚子气，责怪丈夫不顾家，钱没有挣回来，人也看不到。面对妻子的委屈，王立更觉委屈。王立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，最后不得已，跟妻子离了婚。“那现在王立还在做拆迁工作？”曾省长对这样的干部还是要多一分关心。可居委会主任摇头道：“他已经死了。”“多大年纪，怎么死的？”曾省长是沉重的深问下去。“三十五六岁吧。”据居委会的干部讲，王立为了做通一个拆迁户的工作，先是想尽办法，没有成功。后来掌握了户主酗酒成性的心理，特地上门请他喝酒。拆迁户很高兴，端了酒杯对王立说：“如果你今天喝赢了我，拆迁补偿条件就按你的算；如果喝不赢，那就按我说的条件办。”王立见他表态豪爽干脆，当即答应说，“行”。当时他正在吃胃药，身体不舒服，只能忍痛端起酒杯，一口气喝干了近三两白酒，然后进入了下一轮的比拼当中，以此喝酒比狠做通了这个拆迁户主的工作，王立很高兴，可翻江倒海地呕吐过后，很快神志不清，同事把他送进医院急救，又洗肠胃又输液，最后还是没能挽救他的生命。曾省长听得沉默不语。相比老关讲述的野蛮拆迁，这北街的拆迁算什么？人性化到了这种地步，竟然最后以干部的生命作为“条件”之前提了？“在拆迁中，你们这些基层干部也一定吃足了苦头吧？”“谁说不是？”居委会主任说，“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群众看干部。在拆迁工作中，与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沾亲带故的拆迁户都是被‘盯着’的对象。”一路调查回来，曾家辉有些默然。强拆，沉重！可和谐拆迁，又会存在那么多的困难，还讲什么效能？依法强拆，更是拆迁征地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。没有哪一个官员愿意强拆，强拆只是迫不得已。曾家辉觉得政府不愿强拆的难处：一是不希望与群众对立。拆迁户不愿签约主要是为了多争补偿款，如果走到强拆这一步，拆迁户会觉得脸面已被撕破，有的就会选择干脆孤注一掷，不管不顾地和政府激烈对抗。多一个强拆户，政府就少一份社会稳定，多一份社会责任。所以，在敏感时期，有的地方政府还会动员拆迁干部去找拆迁户打牌喝酒，甚至安排干部陪拆迁户远游等活动。因为一旦拆迁户越级上f，维稳成本更大。二是担心出现极端事件。哪怕拆迁工作做得再好，补偿价格再高，安置再到位，强拆组织得再严密，只要因为出了伤亡事故，一般都会定性为恶性事件。负责做拆迁工作的人员就要受处分，甚至丢官。这对于干部个人来说，一旦实行强拆，后患无穷。三是害怕媒体借机炒作。强拆一旦出现极端事件，媒体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，记者可能会迎合少数群众仇官仇富的心理，不是客观公正，而是偏听偏信，将小事化大。如果报道信息把握不准，所发报道以偏概全，造成负面影响。四是行政成本和风险高。强拆要走的法律程序多，法院要收执行费，动用的工作人员也多，公安、消防、城管、卫生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要配合强拆行动。公权力用得太多太滥，老百姓也不满意。五是后续维稳工作难。顺利强拆能促进户主踊跃签约，从整体上推进拆迁工作。反之，可能引发强拆户频繁上访，留下长久的隐患。强拆之后，户主遗留下的问题更多，协调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大。所以，政府不是迫于无奈，不会强拆。但强拆又必不可少。拆迁户为了阻止强拆，可谓方式方法用尽。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。总不能一项浩大的工程进行了两年，几万的工作都做好了，因为几个人不同意拆迁就半途而废吧？得民心者得天下！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规律。而民意作为个体切身感受汇集而成的群体意愿，有时候它是善变的、不稳定的、冲动的，甚至是虚假的、错误的、自私的。民意不全占有真理。政府在从政过程中体现民意，需体现善良、真诚、正义、公平、公正、理性的民意，从而让权力在民意监督中不偏离正轨，改进政府工作，为广大群众谋求更多的利益。而且，大数人的意见才能代表民意。三江北街拆迁，拆迁区域99%的老百姓持理解和支持态度，但也有几户老百姓不配合拆迁工作，极少一部分人因自己一些困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，以拆迁为由发泄心中的怨愤。面对拆迁户群众的各种诉求，需要做的一方面是继续做思想沟通工作，另一方面，恐怕还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了。一周之后，省政府意外的向许多媒体发出了邀请，请媒体朋友参加三江省政府的两个会议：一个是拆迁工作听证会，重点是两个方面：一方面听取群众对拆迁的心声，另一方面是听取有关方面对于如何做好拆迁工作给出建议，与此同时，开成法律角度的拆迁意见。另一个会议就是针对工作到位、补偿符合规定、久拖不签订的“钉子户”实施强拆，要让媒体记者位作个见证。这下好了，邀请一发出，三江这回又成了一个热点。全国各地拆迁方面一直是各有各的招，但大都暗地里进行，谁摆上桌面上来？这回三江省要开先河，公开听证不说，还让媒体见证强拆，这不是有风险吗？可曾家辉却不管这些。这个“热点”不代表有负面的影响。省政府就是要公开透明的运作，邀请一发出，省政府在积极准备相关事项的同时，又召开了一个“如何提高政府及领导干部媒体形象”的研讨会，曾省长专门为此费了不少心血。